近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显示，农民工群体正在经历从增量扩张到存量优化、从远距离流动到就近就地就业、从体力型向技能型的结构性转变。
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30115万人，同比增长0.5%。农民工平均年龄升至43.3岁，其中50岁以上占比从2021年的27.3%提高至32%，五年内上升近5个百分点，呈现持续“变老”的特征。与此同时，跨省流动规模继续下降：2025年外出农民工中，跨省流动6765万人，比上年减少75万人；省内流动11241万人，比上年增加210万人。跨省流动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已降至37.6%。
从就业结构看，农民工“服务业化”趋势持续深化。2018年，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，2025年这一比例进一步升至54.7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制造业吸纳农民工的比重从2024年的27.9%回升至28.2%，呈现出稳步增长态势。回顾过去十年，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经历了一个“V型”走势：2016—2020年间，从8592.16万人逐渐下跌至7796.88万人的低点；随后逐步反弹，2025年已达8492.43万人。
部分劳动力“变老”、跨省流动“减少”以及就业“服务业化”这三重结构性趋势，从长期看将导致制造业面临“总量充裕、结构失衡、青壮年断档、技能错配”的挑战。一方面，一些大龄农民工技能单一、体力下降，与制造业全面升级后对精细操作、快速学习和数字化产线协同的需求产生错配；另一方面，我国制造业高度聚集于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，长期依赖外来年轻劳动力输入。跨省流动持续减少将推高用工成本，而服务业的持续扩张也会对制造业形成明显的劳动力分流效应。
制造业可以选择通过转移获取更低成本的劳动力，然而，对于大多数制造业企业而言，一个高效、完整的产业集群远比单纯的劳动力成本更重要。如果仅将组装环节外迁而无法带动上游产业链同步配套，劳动力成本下降所节省的收益，往往难以抵消产业链分散带来的高昂物流与协同成本。此外，制造环节的创新高度依赖与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互动——一旦制造部门离开核心集聚区，便可能失去创新生态（共享的供应商网络、技术溢出、人才池等）的关键支撑。
与此同时，制造业正加速进入由智能设备主导的新阶段。自动化、数字化产线对工人的技术要求显著提高，且需要更频繁的周期性培训。这种模式客观上要求减少劳动力的频繁流动，而工人自身也越来越倾向于“本地化就业”，以获取稳定的生活。由此形成了一组核心矛盾：依赖产业集群的制造业企业不愿轻易转移，而劳动力则希望在本地扎根工作。如何破解这一困局，成为保障制造业优质劳动力供给的关键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广东制造业率先探索出一条新路径。近年来，广东持续完善区域交通网络与出口服务体系，将粤西、粤北等欠发达地区有效纳入珠三角核心区的高效生产网络。这不仅扩大了制造业可获取的劳动力池，还通过各地政府、职业院校与企业深度合作，开展定向技能培训，使毕业生能够在本地直接就业并持续接受在职培训。由于工作地点靠近家乡，农民工更有动力也更有条件逐步转化为“新市民”和“现代产业工人”。
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将现代制造业从依赖“人口红利”转向“技能红利”与“配置效率红利”。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持续的技能再培训，成功实现了劳动力质量的内生增长；同时企业仍留在产业集聚区内，仅通过区域内部的梯度分工与功能分流来优化要素配置。这既缓解了农民工“本地化就业”与制造业“不愿迁移”之间的冲突，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，避免了制造业在产业升级进程中因要素配置困境带来的干扰和破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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